一、政治的“去文学化” 现在很少谈“文学与政治”的话题了，因为好像没有谈的必要了。一般来说，把80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描述为文学离开政治，回归文学、语言、叙述等文学本体的过程，也就是文学获得“自觉”的时期。1987年在商业化大潮初临的时刻，“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与此同时，先锋文学登场，也是“纯文学”成为新的文学体制（写作、批评）的标志。文学，尤其是纯文学从一种文化、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中心变成了一种职业或叙事形态，从而使得“文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标准和界限（什么是一种好的小说）。这种文学与政治彻底分家，被认为是文学丧失政治性，或者说“去政治化”的结果。其实，人们很少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80年代或者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也是政治离开、抛弃文学的过程，或者说是政治“去文学化”的过程。政治变成了中性的、没有意识形态区分的、中立的技术理性，也就是政党政治变成了“管理”。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经济管理”，需要的是建立在报表、数据、科学分析等一系列基础上的技术理性，显然，这是不需要文学语言或文学想象的。这种文学与政治的断裂，表面上看是文学回归了自身，不如说更是新的政治形态不再需要借助文学来实现自身。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文学家、批评家、人文学者很难对社会问题发言，相反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等社会科学充当着献言献策的功能。 从五四到8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一直充当着格外重要的功能，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本身就是以文化的名义进行的，政治本身被再现为一种文学和文化的形式。90年代以来或者说“20世纪终结”的标识之一就是文化实现了“去政治化”，文化开始与政治脱钩。也正是这个时候，文化变成了文化产业、创意经济学。诸如曾经激烈对抗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可以“握手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旅游、民间宗教仪式也可以并行不悖，就像一个漂亮的、多元化的文化拼盘。这本身呈现了后现代“文化政治”的包容性和虚伪性。一方面包容差异、多元主义的文化，本身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正确”；另一方面曾经布满政治裂痕、历史污渍的异质、他者的文化符号被“培育”成了无公害的、绿色的健康食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过——“文化”似乎无处不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过——因为“文化”不再与一种政治实践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拯救文学、重新赋予文化一种政治含义显得格外重要。解决文学自身的困境不在文学本身，而是重建一种关于政治的想象。 二、文学的现代功能 如果按照柄谷行人引述福柯的说法，现代文学的体制不过是19世纪的特殊历史的产物，文学是形塑“现代人”的方式。简单地说，文学充当着双重功能：一是个人主义（丰富内心和反思精神的现代人）；二是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这也基本上是梁启超等人提出新文学、小说所具有的功能。文学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白话文”的出现等）。直到今天文学还依然拥有着这样两个基本的“现代”功能：一是，个人主义的写作或表达；二是，民族国家的身份建构（作为基础教育的“语文”）。人们经常说30年代和80年代是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黄金时代，因为这两个时代，一方面创作比较自由，好像离政治比较远；另一方面就是文学充当着某种介入现实、政治的可能。这种说法的潜台词还是把50-70年代被绑缚在政治权力斗争核心的文学看成是一种非常态的、不正常的文学。暂且先不评价50-70年代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是否和谐，30年代和80年代得以出现的历史前提，恰好在于30年代不过是一种新时代的开端或前奏，而80年代更像是一个时代结束的余晖或回光返照，也就是说没有50-70年代文学与政治的特殊生态，30年代和80年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文学在30-80年代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一种与新的政治不断需要文学来实现的状态。文学的革命/批判功能在于让人们理解自身所处时代的问题，一种被现代、声光华电所遮蔽的异化生活（现代性的反面）。在这种背景下，30年代或者说革命文学以来，尤其是左翼文学出现之后，文学又拥有另外一种功能，文学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文学成为文化批判的中介。正如50-70年代当一系列文学、电影的批判成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文学的地位也处在绝对中心的位置，文学家、诗人在社会中也发挥着难以想象的作用，这也是第三世界/拉美人文知识分子在民族独立、反殖反帝斗争中所积聚的政治传统。底层文学的浮现被认为是对80年代纯文学的反思，而底层的浮现是因为人们从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入底层。我想，在思考底层文学创作的同时，也该思考底层的政治和出路、如何把底层/他者的故事变成“我们”的故事以及重塑底层的政治等问题。对于当下的文学来说，丧失政治功能是整个时代的症候，我不知道文学是否还能拥有超越文学之外的功能，但是现实已经逼迫着文学需要重新想象新的世界。与此同时，也需要新的政治形式的出现。与90年代的“乐观情绪”不同，现在的每一个人好像都知道生活并不如意，有着种种问题，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恰好也为文学或底层文学提供了契机。 三、文学的未来想象 现在并不是一个文艺批评的时代，不仅批评与创作脱节，而且创作本身也与社会、历史的状况脱节。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上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是文艺批评的黄金时代，在这样两个时代，文艺批评非常活跃，对社会、现实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个黄金时代，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和条件，就是这样两个时代都有着充分的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30年代是革命文学刚刚起步，革命还未成功，80年代也一样，对于还没有实现的未来有着乐观和理想的想象，正因为对于现实不满、对未来有所期待，所以这两个时代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非常有活力，也很自信。现在之所以文艺批评影响越来越小，除了文化生态的原因之外，可能也与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未来想象有关。有着清晰的未来想象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文学、文化的参照系，可以让我们知道当下究竟是在进步，还是在落后。 可以说，现在的文艺创作非常自由，也基本上实现了80年代对于自由创作的渴望，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什么不能写”，而在于想写什么或能写什么。在这种背景下，尤为需要一种对于未来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的缺乏可以从一些相对主流、商业文化中看出，比如说一些历史小说和国产大片，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叙述，都是权力斗争的故事，都是一个圈套套着另一个圈套，主体/个人只是权力、秩序、游戏的一部分，而根本不可能打破游戏规则，只能在既定游戏的前提下“被游戏”。比如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时代，可以看出无论好莱坞电影，还是中国的大众文化，关于成功者的故事不是通过奋斗获得成功，而是一种中了彩票一样的幸运，一种偶然，而关于失败的故事则是必然失败。也就是说主体面对社会秩序是无能为力的，主体不仅无法突破社会秩序，而只能成为秩序的一部分。这显然与30年代和80年代的时代氛围完全不同，在那样一个时代，是身心统一的时代，是相信主体能够改变世界、改变现实的时代。这其实和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未来想象很有关系，而且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应该承担起这个重建未来想象的重任。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借用马克思的一个经典的论述，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论断，也就是说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完全同步。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发展与物质生产没有关系，相反马克思一方面强调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有着复杂的动态关系，任何艺术创作与对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也是具体的历史实践的产物，文化唯物主义依然是当下重要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不平衡也打开或解放了艺术生产、文化创作的能动性，使得文化生产、艺术创作可能具有某种超前性，也就是说具有一种可以超越于现实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因为在这样一个丧失了未来想象的时代，文化、文艺才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借用一个社会学家的描述，就是当下中国就像一个钢铁巨人，一方面中国从近代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另一方面钢铁又缺乏柔韧性，很容易断裂，很脆弱，中国社会内部也是危机重重。在这种背景下，其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就是能否想象一个更好的中国变得非常迫切，也是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 最后，引用鲁迅先生的那句经典的话“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是对未来不抱有希望的，甚至认为未来比现在更糟糕，但是在鲁迅的作品中，有个重要的空间意向，就是一条没有方向和目标的“路”，有一个坚持要永远地要走下去的“过客”，一个“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过客，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精神，虽然没有未来，但也不能停下来，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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