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1964年10月28日的一次访谈中，阿伦特说：“我一直在避免‘政治哲学’这一表达，因为它承载了太重的传统。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以学术的方式亦或非学术的，我一直认为在政治与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重要的张力，也就是说，如同人在作为思想之存在和行动之存在之间的张力，而这却不存在于自然哲学之中。与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哲学家在关于自然之思考上可以是客观的，当他谈论他关于自然的思考之时，他可以以全人类的名义。但是，在关于政治的思考之中，他则不可能是客观的，亦或不偏不倚的，而这自柏拉图以来就是如此。”①

古希腊作为西方政治的发源地，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开端（arche）就业已形成一种试图以系统的概念机制去解释并塑造城邦政治的传统，如柏拉图就尝试以“理念论”（eidos）来规定城邦政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城邦政治力求“至善”（eudaimonia）之目标。在随后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中，学术界对于政治的起源作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形成了诸如征服论、契约论和自然发展论等多种解释。但是，在这些解释中，学术界尤其中文世界对于古希腊政治中的“经济”与“内战”之关联以及基督教神学中经济概念的关注与研究不足。正如现代政治学理论的术语诸如 “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等语义所具有的“皆非亦是”（ambiguity）之特征，无论是政治与经济，亦或政治与哲学，对此类并置而立的语词而言，对于其概念机制之判定并非简单地呈现为诸如同一性机制中的对等或对立关系，亦或某一等级序列之中的隶属关系；毋宁说，此类现代政治学理论的术语，其概念与定义得以成形并由此而进行设准之缘由均指向并基于一种辩证话语（dia logos）所具有的提炼与扬弃之功能，正是通过此一功能的设定，从而成功地排除了某一概念形成过程中由各类 “他者” 所衍生并带来的歧义。由此，追溯并展示其概念形成过程中“他者性”与“歧义性”的生成、消解比解释其固定的语义概念更为重要。相对于固化的概念系统，正是在歧义所生成的裂隙与脉络之中，对于所谓“政治起源”之探讨才是充分的。是故，分析并展示西方政治之中的“经济”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现代西方政治就是必要的。因为，概念的形成是通过语言而将某一现象的展演之过程进行逐步的聚集、凝合，继而通过确认、厘定，并扩散成为公认的话语体系及公理的过程； 而话语体系与公理的形成就不单是对某一动态、自然（phusis）的现象或事物用语言进行凝炼与把握的过程，更是从业已形成的概念中分析并提取同一化属性的结果。

概念的公共性在于：某一概念的提出与确立，对于使用这一概念的族群或“共群”（community）来讲，其对于某一现象的概念化理解就成为其认识与把握自身所深处的那一 “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坐标与尺杆。由此，概念的本质与基于概念所衍生出的各种符号与话语体系也便代表和体现了某一“共—在”（Being-with）的群体对其生活边界与生命本身的理解。遍布于此一大地之上所存在的不同的群体与族裔均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形态，立足于彼此分殊的传统与文化，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各异的共群形式与交往形态。也恰恰正是由于“多元化”之存在，对于“政治”的解释与描述倾向于被各类基于价值观与世界观的话语所主导，尤其体现于某些以“人类学”或“人文主义”为话语体系的阐释与描述路径中。这一类的阐释与描述善于在存在学（Ontology）②层面预设各类价值化的主体，并通过对于此一主体的设定而去进一步阐发与衍生各种各样的价值体系或主义学说。而其所致力于的所谓实证性、科学性之学说，则由于均建基于存在者（beings）的层面，而无法摆脱吊诡的主体主义，进而导致其描述与论证深陷形而上学的泥沼之中，无法抽身而面向“实事”本身。如在1980年的“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的成立致词中，拉库·拉巴斯 （Phillipe Lacoue-Labarthe） 与南希（Jean-Luc Nancy） 便表示该中心之研究任务是对于“政治”作出哲学的探问，并且探索“哲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联，亦即从探问哲学性自身而探索政治性，而这双重目的都是为了暴露出政治性之本质。因此区分于传统政治学科领域，他们的工作乃是凭借政治性与哲学性之间互属之关系去理解“本质”的政治形态。例如，探索西方思想是如何被“政治地建立的”、主体与主体性是如何被建立进而主导了西方形而上学或是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政治性” 由此成为一种从现有体制 “撤离”（retreat）的工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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