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区》2016年第3期

世界遗产保护中“社区参与”思潮给中国的启示

徐 桐

摘要: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社区作为遗产价值传承和保护管理体系中核心参与者的角色在日益得到认同;同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实践中也已经有了对“社区”关注的探讨和尝试。本文试从2015年7月份德国波恩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的“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策略草案”，及世界遗产保护状况和申报审议环节的一些案例中体现的“社区”角色，探讨其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遗产保护、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保护管理体系

201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常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已经三十周年，这三十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经历了以《威尼斯宪章》被引介进入中国、1987年首批5项文化遗产和1项混合遗产登录世界遗产名录，在世界遗产中心和国际组织的协力推动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同国际保护理念的快速接轨。进入新世纪，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发布为代表，中国尝试将国际保护准则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符合中国文脉的文化遗产保护行业规则初见成效。近十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越来越快，截止2006年，前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1268处，2006年第六批新增1080处;2013年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国保单位数量增长到4295处。

此外，三十年的发展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也从早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拓展至“文化景观”、遗产运河和文化线路等新类型的遗产保护领域。

自2010年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准则》修编工作以来，国家文物局重点关注的“传统村落”、“乡土遗产”的价值认定、以及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同时成为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成为新的遗产保护热点。这一方面源于750处国保单位规模(截止2001年)下仅依靠国家投入和行政管理的模式需要改变;此外，国际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以及诸如长春一汽等工业遗产、景迈古茶园等农业遗产，以及传统村落等活态遗产，乃至一部分已经丧失原有功能，但难以通过建立博物馆等传统方式进行展示利用的文化遗产，其社会价值如何体现，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难以回避的问题。在这个角度下，世界遗产保护的一些案例对中国有启发意义。

1.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下的“社区参与”热潮

社区在遗产中的角色一直是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早在1962年教科文组织第12次大会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便明确指出:“12.景观和遗址的保护应通过使用以下方法予以确保:……(6)由社区获得遗址”。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第5条也明确要求缔约国“通过一项旨在使文化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作用，并把遗产保护纳入全面规划计划的总政策”。此后直至现今，社区一直是各种宪章、宣言的常见关键词，200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世界遗产的战略目标”从《布达佩斯宣言》的“4C”上升为“5C”，增加了“社区”概念，强调当地民众对世界遗产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新一轮的“社区在遗产中的角色和作用”的热潮起源于2010年左右开始的一系列会议讨论及宣言成果，其出现的大背景为201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UN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CSD)。在此国际议题下，2012年11月在日本京都举办的《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纪念大会主题定为“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当地社区的角色”(WH&SD: the Role of Local Communities)，按照此前一年通过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遗产作为发展动力的巴黎宣言》引文中的描述，这一主题的意义形容为“这一目标首先着眼于全球化对于社区和遗产的影响，并确认除了保护遗产之外的遗产使用、推广与提升、其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被应用于当地社区及其参观者的利益保障，并最终衡量遗产及其价值用于启发和构筑明日的社区的作用，以抵抗全球化的负面作用”。

2014年，《奈良+20》继承了《奈良真实性文件》强调“社区”在保护中作用的基本精神，并基于20年遗产保护实践总结出的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性”，其相关表述更加具有遗产保护管理的操作导向性。《奈良+20》呼吁“拥有权威的群体”应努力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纳入遗产认定和管理，以及遗产资源利用过程中特别是“声音弱小的群体”，且遗产的专业人士应当将研究和决策制定的参与范围扩展到“能够影响遗产的社区性事务”之中。

文章来源：《经济管理文摘》 网址: http://www.jjglwz.cn/zonghexinwen/2020/1103/514.html